![范明[開國少將]](/img/5/557/nBnauM3X3ETOwYDOwUjN1QDN4QTM5QDMxkjNzQTNwAzMwIzL1YzL4U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范明[開國少將]")
簡介
![（圖）范明[開國少將]](/img/4/56c/nBnauM3X2QjMxMTO4kDM4YzM0ITMygjM1kTMwADMwAzMxAzL5AzL1E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范明[開國少將]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年12月4日出生在陝西省臨潼縣櫟陽鎮郝邢村一個耕讀世家。父親郝鵬程是西北軍的創始人之一，曾在楊虎城麾下任特種兵營長。郝克勇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資聰穎，10歲便能通背《四書》、《五經》和唐詩宋詞數百首，還可以撰寫敘事明理的短文，並將傳統中醫書《千金方》背得滾瓜爛熟，能為鄉親們開方子治病，由此在家鄉成了有名的神童。
郝克勇的大哥郝克俊在大革命時期，由當時任中山大學政治部主任的鄧小平介紹，同王炳南、張策一起加入共產黨，畢業後被黨派到楊虎城部任一連指導員。1928年楊虎城送郝克俊到上海政法大學上學，並成為該校共產黨的負責人。1929年郝克俊把郝克勇接到上海考入建國中學上學。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滬事變爆發，郝克勇與同學沿街募捐，把市民捐獻的慰勞品送到了十九路軍駐地，並隨大哥參加了十九路軍的抗日義勇軍。同年5月，他參加了共青團。1933年考入上海復旦大學，主修中文和哲學。1935年冬又考入國民黨財政部開辦的鹽務稅警官佐學校。這所學校的教官全是馮玉祥送到美國西點陸軍大學的畢業生和張學良東北講武堂的畢業生，其中還有一批共產黨員。畢業後，郝克勇被分配到貴州天柱縣當鹽務稅警分隊長，因扣留了湖南省主席何鍵的走私鹽船，得罪了何鍵，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何鍵乘機把郝克勇打成“小楊虎城”，迫使他於1937年3月返回西安，後考入東北大學政經系三年級繼續學習，並加入了民先隊，組織了抗日救亡團體“夏藝學會”，由他擔任會長。1937年秋，郝克勇率領“夏藝學會”大多數學員，轉到了安吳青訓班，見到了馮文彬、胡喬木，溝通了與共青團組織的關係。
1938年初，郝克勇由共青團轉入共產黨。2月，趙壽山在陝西三原成立十七師教導大隊（趙5月任三十八軍軍長後，改為三十八軍教導大隊），黨組織因郝克勇與楊虎城和趙壽山的特殊關係，派他到教導大隊任政治教官。
1939年春，中共陝西省委成立了三十八軍地下工作委員會，由蒙定軍、胡振家和郝克勇3人組成。郝克勇充分利用《新華日報》、《大公報》和《大眾哲學》，以及三十八軍出版的《新軍人》等進步刊物，對部隊進行政治教育，同時還利用電台收抄新華社來的訊息、社論，以及毛主席的《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寫出了《黨的建設和三大法寶》、《中國走向何處去》、《蓮出於污泥而不染》、《共產黨員須知》等文章和教材，對黨員和進步軍人進行經常性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培訓。郝克勇始終堅持毛主席給抗大提出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開設了抗日政治工作、游擊戰術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課程。與此同時，他還在教導隊建立了黨的組織，秘密開展黨的兵運工作。
1940年12月上旬，蔣介石侍從室通過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給孫蔚如發了一份絕密電報，指名三十八軍蒙定軍、郝克勇等37名軍官為共產黨的嫌疑分子，著令押送洛陽審訊處理。趙壽山得知後，當即讓郝克勇裝病即日請假離開教導大隊隱蔽起來。1941年5月形勢緩和後，趙壽山又委任郝克勇為第三期教導隊隊長。
名字的由來
![（圖）范明[開國少將]](/img/b/0ef/nBnauM3XwEjM3kTOwETM4YzM0ITMygjM1kTMwADMwAzMxAzLxEzL3A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范明[開國少將]1941年秋天，趙壽山與共產黨密往之事被蔣介石嗅出點氣味後，即派其嫡系湯恩伯的6個軍，將三十八軍控制起來。為了使三十八軍擺脫日益惡化的處境，1942年7月，毛澤東親自給趙壽山發電報，點名要郝克勇到延安向中央匯報工作。
9月，工委派人將郝克勇護送到陝西，中共陝西省委交通衛平歷經千難萬險，於12月將他護送到延安。抵達延安後，郝克勇先向西北局的李維漢、賈拓夫等匯報了工作，緊接著毛澤東又多次召見他。在聽取郝克勇的匯報時，非常仔細地詢問了工委開展工作的情況，同時對工委提出的統戰工作、對敵鬥爭策略以及應變方案，作了反覆的研究和討論，對三十八軍工委作了全面的肯定和指示。當郝克勇向毛澤東反映趙壽山希望能加入共產黨時，毛澤東同意批准了趙壽山的請求。
就在最後一次交談中，毛澤東突然問起郝克勇舅家的情況：“你舅舅家姓啥子？”“姓范”郝克勇答道。毛澤東接著問：“是范仲淹的‘范’，還是樊梨花的‘樊’？”“是范仲淹的范。”
毛澤東說：“好，那就把你的名字改成范明吧！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回到延安，都應該改名換姓。”從此，郝克勇以“范明”應世。解放後，他曾申請改用原名，毛澤東在一次接見他時認真地說：范明這個名字現在名揚中外，還是不改為好。
在此之前，范明受周恩來、李維漢同志的領導，打這以後，他只與毛澤東單線聯繫。我們在採訪范明時，還親睹了他開展白區布點統戰工作時毛澤東給他的100餘份電函。
1943年，冰消雪融的時節，范明輾轉千里從延安返回了三十八軍，向工委和趙壽山將軍傳達了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根據中央指示，趙將軍同意送蒙定軍到陸軍大學“鍍金”，工委書記由范明擔任。此時，這支部隊的官兵儘管穿的是國民黨的衣，吃的是國民黨的飯，但實際上卻是在黨領導下的一支進步和愛國的軍隊。
在黨中央、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從1938年2月至1944年4月，工委在國民黨三十八軍共舉辦了5期教導隊，培養了約2000名幹部，其中發展黨員500餘人。這批幹部、黨員，對改造舊三十八軍和1944年的第十七師“七·一七”故縣起義及1946年第三十五師的“五·一五”鞏縣起義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此後，范明即調往國民黨第三集團軍，以給趙壽山當營長的名義開展工作，隨後與趙壽山同時離開三十八軍，經西安到達延安，完成了對三十八軍的統戰工作。到延安後，范明被任命為西北局統戰處處長。1945年9月日本投降後，西北局派范明負責進行西北5省以及河南和川北白區地下黨的布點任務。范明經過周密細緻的工作，共派遣了百餘人，建立了108個武裝據點。其中胡宗南的隨身副官張德廠就是他一手安插進去的一個關鍵性人物。這種秘密的但又無時不在、無處不有的地下隱蔽工作，搞得國民黨反動派焦頭爛額，狼狽不堪。
進軍西藏護送十世班禪
解放大西北的戰爭展開後，范明被任命為第一野戰軍政治部秘書長兼聯絡部長，經常撰寫各種重要公文，彭德懷親切地稱他為“軍中翰林”，有時還開玩笑地叫他“范大人”。
大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區，彭德懷指示範明搞好調查研究，對馬家軍在軍事打擊的同時，做好政治爭取和民族宗教工作。范明在部隊進軍戰鬥的間隙，很快寫出了《戰時政治工作》、《心戰》和《回族工作手冊》等材料，加強了對部隊的統戰工作和民族政策教育。
還在蘭州解放前夕，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關於解放西北方針的指示》電報中明確指出：請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在青海的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藏族人，為解決西藏問題做好準備。於是，彭德懷便將爭取班禪這一艱巨任務交給了范明。
辛亥革命後，英帝國主義乘民國中央政府初告成立，政局動盪不穩之機，挑撥西藏當局同中央政府的關係，唆使西藏統治集團驅逐清朝駐藏大臣，逼迫川軍退出藏境。此時，正值十三世達賴和九世班禪在位。達賴住在前藏拉薩的布達拉宮，班禪住在後藏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後因達賴派兵駐紮後藏，致使兩位活佛交惡，班禪於1923年11月15日出逃到青海，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樹含恨圓寂，終年54歲。十世班禪1938年2月3日出生於青海循化縣溫都鄉,1941年被認定為九世班禪轉世靈童。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於1949年6月3日頒發了承認青海靈童並“免於金瓶掣籤”的命令，同年8月10日，在西寧塔爾寺舉行了“坐床”典禮，後為避免戰火，遷住海西香日德隱居。
范明受領任務後，前往西寧，配合中共青海省委、省軍政委員會到塔爾寺，做班禪的工作。經過各方面的努力，使班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之際，向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及彭德懷副總司令發出了致敬電。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復電班禪，讚揚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希望先生（班禪）和全西藏愛國人士一致努力，為西藏的解放和漢藏人民的團結奮鬥。”
1950年8月25日，班禪在范明幫助下，在解放軍的護送下，與行轅人員一同離開香日德，返回塔爾寺。
這年的10月初，彭德懷限范明在一個月時間內去迪化市（今烏魯木齊市）任黨委書記兼市長。就在范明準備進疆時，突然接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通知，告訴他準備跟隨彭總去抗美援朝。不幾天，西北軍區副司令員張宗遜又通知他，要他仍然負責進軍西藏的任務。對“一月數變”，范明至今仍然記憶猶新，他笑著對我們說：“不管咋變，作為一名黨員、一個軍人，都要聽組織的、聽領導的。最後彭總抗美援朝去了，我仍然組織部隊進軍西藏，我和彭總就此分手了。”
1951年1月，范明被任命為西北西藏工委書記和西北軍區進藏部隊司令員兼政委，2月27日，西北軍政委員會又根據中央的決定，任命范明兼任西北軍政委員會駐班禪行轅代表。從此，他便與班禪結下了不解之緣。
這年4月，在周密安排下，時年13歲的班禪在范明等陪同下抵達北京，受到朱德、周恩來、李濟深、李維漢，以及民族學院師生、北京市的居士、喇嘛和在京的藏族人士代表極為莊重熱烈的歡迎。周恩來在與班禪互贈哈達後，緊緊握住范明的手說：“你為中國的統一立了一次大功，我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感謝你。”
“五一”國際勞動節，范明又與李維漢一起陪同班禪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在班禪向毛澤東敬獻了哈達後，毛澤東很高興地對班禪說：“在西藏，你比我說話管用，所以西藏的解放主要還得靠你！”同時，他對范明的精明能幹讚賞了一番，並要求他用3年時間學會藏語。
從5月2日開始，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與西藏地方全權代表，經過十多天的會談磋商，終於恢復了十世班禪的固有地位和職權，並於5月23日達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協定。
接著，范明又陪同班禪一行到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參觀了一個多月，使班禪親身感受到了人民翻身作主人的新中國蓬勃向上的新風貌。
和平解放西藏的協定達成後，為了貫徹執行協定，促進西藏內部的團結，實現班禪榮返西藏，根據中央對班禪入藏工作人員先去、班禪後去的指示，於1951年7月組織了班禪行轅200餘人，命名為“班禪行轅入藏工作委員會”，隨范明率領的西北軍區入藏部隊（途中又改稱十八軍獨立支隊）入藏。
8月28日，范明率部及班禪行轅入藏委員會一行4000人，8000頭氂牛、馬匹，1000多峰駱駝，沿著當年文成公主進藏的唐蕃古道，踏上了進軍西藏的征程，一路上經歷了高原反應、嚴寒酷暑、山洪阻攔、缺糧少食、土匪襲擊和強烈地震等艱難險阻。
歷經4個月的千辛萬苦，進藏部隊穿越柴達木盆地，攀上終年積雪的崑崙山和唐古拉山，踏過黃河和長江的源頭，行程3000多華里，於12月1日勝利抵達西藏拉薩，20日與張國華率領的第十八軍在布達拉宮前的廣場上舉行了勝利會師大會。
“歷史上部隊進藏曾有過4次，一次是薛仁貴，三次是馬步芳，但他們都在半道就全軍覆沒或返回了。從北路進軍西藏取得勝利的第一支軍隊，就是我們！”范明對能夠親歷半個世紀前的那段歷史，始終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
根據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西南西藏工委和西北西藏工委合併，組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西藏地區工作委員會，張國華任書記，范明任副書記，還於1952年2月10日成立了西藏軍區，范明被任命為第一副政治委員。1955年范明被授予少將軍銜。
1952年6月，班禪一行近2000人離青返藏。抵達拉薩東郊勝利塘時，范明和西藏的黨政軍領導同志到駐地迎接和看望班禪，祝賀他榮返故里。
班禪進入拉薩時，一些反動分子暗中採用軍事和政治手段對我黨的政策和班禪進行攻擊，散布謠言說班禪是毛澤東的三兒子，是假班禪。班禪住在大昭寺的第二天，其“人民會議”中的一些壞分子又暗中與藏軍勾結，企圖襲擊大昭寺。范明迅速組織力量進駐大昭寺對面樓上，日夜守衛著班禪的安全。
班禪在拉薩共停留了43天，經過范明等人艱苦細緻的說服工作，和堪布會議廳官員進行商討安排，於6月9日，由儀仗隊打著鮮艷的五星紅旗及宗教旗幟為前導，在我黨我軍領導人、噶廈僧俗官員和拉薩民眾傾城出動的歡送下，班禪大師離開拉薩，於6月23日回到了日喀則，在扎什倫布寺歷代班禪舉行坐床大典的大殿內，隆重地舉行了參禪儀式。
班禪榮返故里後，西藏人民民眾愛國熱情高漲，對范明等為班禪返藏做出過巨大貢獻的漢族人士非常感激，一律呼之為“阿鄉拉”（舅舅），以表示對毛主席、共產黨的愛戴之情。舅舅這個稱謂，是從文成公主時代傳下來的，表達著漢藏民族之間的親情。
在那極“左”的年代，范明和班禪都先後受到了不白之冤。直到26年之後的1984年4月，復出後的范明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時，才見到了日夜思念的班禪大師。班禪一見范明激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緊緊地抱著范明大哭了一場，而後設宴款待了老朋友，後來又特意送他一張簽名的標準相片。
受迫害
1991年6月，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大慶時，當年赴藏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張國華、張經武、譚冠三等同志都已作古，唯獨77歲高齡的范明，千里迢迢趕回他的第二故鄉拉薩。在慶祝盛會上，中央代表團團長李鐵映拉著范明的手向大會介紹說：“這是我們的革命老前輩、解放西藏的唯一活寶――范明將軍。”
范明老將軍能夠活下來，是與他對黨和人民的無限信賴與堅韌不拔的毅力分不開的。
事情還得從50多年前說起。1956年初夏，張國華和范明一起被選為黨的八大代表，從西藏繞道印度、新加坡和香港趕到北京參加會議。在首都逗留期間，范明忙裡偷閒，看望了彭德懷、李維漢和張德生等老領導。范明向他們匯報了西藏的黨政軍建設工作，張德生給他介紹了蘇聯一本歌頌共產黨人開展民族工作的小說《阿里泰到山裡去》。彭德懷插話說：“‘范大人’多才多藝，也應寫一部體現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在西藏勝利的小說。國際上不少人關注著西藏，要把和平解放西藏作為東方民族工作的典範來寫，書名我看就暫定為《新西遊記》，限你3年完成任務。不把進藏部隊的英雄業績寫出來，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罪過。”
遵照彭德懷的意見，范明利用進京開會的機會，多次到故宮博物院等處查閱和蒐集有關歷史文獻，開始整理進藏部隊的事跡和自己的進藏日記。但是，由於他政務繁忙，遲遲沒能動筆。直到1956年，他在百忙中堅持每天清晨4時起床，整理和撰寫兩個小時的材料，截至這年的11月底，終於寫出了3萬多字的《新西遊記》的創作提綱，還寫下了第一回的兩萬多字。
1958年4月，“左”的風暴翻過雀兒山、二郎山刮進了西藏，范明被打成了右派。在對他的100多天的大會批、小會斗中，為他抄寫《新西遊記》寫作提綱的人又揭發了他寫有“毒草”的這件事，於是把他的家抄了個底朝天，把他的寫作“提綱”定為反黨綱領，把和他同時進藏、當時擔任西藏組織部長的白雲峰，以及他1937年參加革命的妻子、時任西藏共青團委書記的梁楓等同志，一同打成“反黨集團”。范明被撤銷了黨政軍的一切職務，並被開除黨籍、軍籍，由行政7級降到18級。梁楓也被打成右派，由行政12級降到17級。夫妻兩人被押到東北長白山勞動改造，後因病又被轉到陝西大荔勞改農場。接著，又在西北軍區進藏的幹部中清理了范明反黨集團的“毛毛根”，結果使600多名幹部無一倖免。
1962年，黨的7000人大會之後，范明受到的不白之冤經過多次向周總理和黨中央申訴，得到了平反，全家搬回西安。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又飛來橫禍：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案又牽扯到了范明。這年的9月19日，范明被戴上了手銬，鋃鐺入獄。不久，同白雲峰一起被轉到秦城監獄。范明的兩個兒子和二哥為此也受牽連，兩個兒子分別被判了8年和6年有期徒刑，二哥郝伯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母親也被迫離家出走致死。
被關進鐵窗的范明，開始又氣又急。但此時，彭德懷對他的一些教誨便在耳邊響起：“從某種意義上講，血的考驗、火的考驗和勝利的考驗還容易承受些；但蹲監獄的考驗、委屈的考驗和失敗的考驗，卻往往使人難以承受。有的共產黨人坐國民黨的牢房還能想得通，但是坐共產黨的牢房卻想不通，受委屈不病而死，倒下了。”“我們國家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大革命，所以在革命中難免誤傷一些好同志，委屈一部分人，這都是很正常的，就跟鋤地一樣，誰能保證每鋤下去鋤的都是草，而不傷到苗呢？”
每當想起彭德懷這些富於哲理的教誨，范明就增強了活下去的勇氣。他決心要活到最後，笑到最後。他堅持以馬列全集、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贈送他的中醫書為伴，把牢房作為提高自己政治理論和醫學水平的熔爐與課堂，使自己每天只有3個窩窩頭的囚禁生活過得苦中有樂，分外充實。
1980年，中央組織部對范明的問題進行複查，范明終於得到了平反，被任命為陝西省政協常務副主席。
范明出獄後積極協助浦安修為彭德懷撰寫傳記蒐集和整理資料。拍攝電影《彭大將軍》，范明是總顧問，他不但為影片的拍攝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獻，並且同浦安修一起在西北5省（區）籌款1200萬元，保證了影片拍攝的圓滿完成。
范明雖然每天門庭若市，社會活動繁忙，但他仍然鍥而不捨地擠時間，重寫了曾被焚毀了3次的歷史劇《司馬遷》，並在此基礎上創作了《史聖司馬遷》傳記和廣播劇。《史聖司馬遷》由陝西省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後，受到了社會各界和國外廣泛的好評。他撰寫的《護送班禪大師榮返西藏》、《把五星紅旗高高地插在喜馬拉雅山上》等革命回憶錄，成為今天人們研究解放西藏的重要史料。
晚年成就
1980年，身為陝西省政協常務副主席的范明，與全國政協委員喬明甫一起，在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上，提出了關於振興中醫藥的提案。同年7月，又與陝西省、西安市中醫藥界著名人士和熱愛中醫藥事業的各界人士，發起成立了“西京中醫藥科技開發研究會”，范明被推選為理事長。
為早日實現振興中醫藥的夙願，范明在為研究會諸事奔波的同時，堅持每周抽出一天時間，到研究會創辦的老中醫門診部掛牌義診。此舉在古城西安不脛而走，並波及全國各地，登門求醫預約看病者絡繹不絕，先後有數萬人得到過他的診治。
中醫學造詣
1938年之後，范明到趙壽山將軍率領的第三十八軍開展黨的地下工作，由於環境極為艱苦，教導隊缺醫少藥，學員們患病的很多。於是，范明便利用自己小時候學的醫術為一些學員治病，結果往往是手到病除。訊息傳開後，從此，不但教導隊的學員，連三十八軍的其他官兵也經常找他看病，有時附近老百姓也聞訊來求醫。
1944年，范明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在哲學課學習中，范明因一個觀點與同學們發生了激烈爭論，毛澤東知道後召見范明，聽了他的觀點後說：“你的看法很有見地，不無獨到之處，但論據還不夠充分。我記得李鼎銘先生也和我談論過這個問題，他舉了很多中醫內經中的陰陽、氣運等學說，頗有新意，你不妨去拜他為師，學學中醫理論，可能對你有所收益。”范明把自己少年學醫的經歷告訴毛澤東，毛澤東說：“你有這個基礎就好，我給你寫個條子，你拿去找李先生拜師學藝。”范明便當即拜訪了李鼎銘先生，李鼎銘雖未收范明為徒，但兩人進行了徹夜長談，他告訴范明：“《黃帝內經》和《傷寒論》不但是中醫的指南和經典，而且可說是中國古文化的集成，要好好一讀。”還借了《黃帝內經素問》、《傷寒論》、《金匱要略》給范明閱讀，並囑咐道：“爾後再看八大名醫之學，庶可觸類旁通矣。”從而使范明在中醫學理論上有了很大的飛躍。
建國後，范明曾用中醫藥為其父親醫治癌症，效果甚佳，他經常為中央機關的領導和家屬看病，治癒了李維漢耳疾，還在治療高血壓、心臟病和男女不育症等疑難病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此訊息不知怎么又傳到了毛澤東主席那裡，引起了他老人家的重視。
1953年9月，范明與甘肅省著名中醫張漢翔，應邀進京為毛澤東會診，毛澤東曾饒有興趣地對范明說：“從今以後，你用一半腦子搞政治、軍事，用另一半腦子好好地研究一下中醫學。”並說：“老醫家們墨守成規，老框框很多。你則不然，你是從學習馬列主義和古典哲學旁及中醫的，再加上治醫如治國的政治經驗，完成這個任務是有希望的。給你10年時間，爭取把癌症攻下來。”毛澤東還指示當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買了數百本醫學書籍，裝了一吉普車，贈給了范明，要他刻苦鑽研，並指示衛生部要幫助支持他的工作。同時，還推薦范明向當時中醫界四大名家之一的施今墨請教。受到主席的勉勵和鼓舞，加之自己鍥而不捨的勤奮努力，范明的醫術有了突飛猛進的提高。
進軍西藏以後，范明在學習藏語藏文的同時，又接觸了一些藏醫方面的知識，還通讀了文成公主出嫁時帶到西藏，如今珍藏在布士仁達拉宮藥王山的《皇宮內經》等著名醫學經典。並利用工作之便，攀登到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山高地，採集和考察雪蓮等名貴的中草藥材。
從被強制勞動改造和關押監獄，直到1980年平反的22年間，范明所有的東西都被沒收了，唯獨當年毛澤東贈送給他的那車醫書沒人敢收，所以，在長年的囚禁生涯中，他總是與這數百本書相依相伴。他除了像別的犯人一樣被看押勞作外，剩餘的時間便全部用在了對中醫藥的研究上。他不僅熟讀了毛澤東送的那些醫學經典著作，翻破了厚厚的兩本中國醫學辭典，還在自己身上摸索了指診（用指頭代針）療法和穴位按摩法。在農場勞改中，他獲得了上山採藥、行醫看病的特權，不僅醫治了近萬人千奇百怪的疾病，還把中藥學方面的知識用於小麥、棉花的增產，以及對牲畜的疾病醫治上，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